侠之大者
——金庸的侠义世界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锤，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李白《侠客行》
郭靖又道：“我辈练功学武，所为何事？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乃是本份，但这只是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称我一声‘郭大侠’，实因敬我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助守襄阳。然我才力有限，不能为民解困，实在愧当‘大侠’两字。你聪明智慧过我十倍，将来成就定然远胜于我，这是不消说的。只盼你心头牢牢记着‘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八个字，日后名扬天下，成为受万民敬仰的真正大侠。”
——（《神雕侠女》第二十回）
武侠小说以侠义为中心，是英雄的赞歌。“侠”原作“铗”，指宝剑。屈原在《涉江》中写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意思是“腰间挂着长长的宝剑啊，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帽”。
“龙”是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而“龙”与“剑”常被认为是能互相化、合为一体的，因而我国古代典籍常有剑化而成龙飞天的记载。在春秋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但锻造剑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而，剑的前面冠之一个“宝”字，佩带宝剑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随着时代的发展，剑逐渐的普及开来，有了一批将自己的生命与荣耀的交付与剑的人——刺客和游侠：专诸置剑于鱼炙腹中而刺杀王僚；豫让拔剑三跃而击襄子之衣；聂政仗剑至韩上阶刺杀侠累；荆轲藏剑督亢图中孤身入强秦刺秦王……从此，剑成为了一种手段，借以实现梦想，完成理想的手段；剑成了一种工具，驰骋纵横，成就大业的工具。剑被用于对抗，用于“不是敌死，就是我亡”地对抗之中。由此，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出现了。
“士”即“侠”的前身。中国侠的出现，按记载应是东周末年，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有一个介于贵族与平民特殊阶层，称之为“士”。这个阶层兴起是为了遇战事时保护家园，他们也是由地方氏族中选拔而出，授以特别训练，能文能武的特殊份子，平日里仍与氏族同居务农，需要时才徵召。所以“士”阶层对亲族乡里自有特别的情感，也特重义气。
到后来，“士”不再务农，成了专职的武士。武士到东周末年春秋战国时代起了转型。春秋战国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央崩坏，小国纷起，贵族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给了平民社会一种新的契机。当然，“士”因能文能武，比别的平民更有机会改变自身的命运。于是，“士”按两个方向流动：一取其“文才”，藉恢复夏商周礼乐传统而成“儒士”；一取其“武”，协助当时的有志之士抒展抱负而成“侠士”。儒士不断通过游说自己的政治主张，强调经世致用，强调礼、仁，强调正道与忠恕，极力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一步步挤入权利核心。侠则受战国时代养士之风鼓励，这些被豪门礼敬的侠，与豪门间发展出互相敬重的平等交往。侠本属平民，被贵族豪门看重，自是以义气相报，所以有些侠后来去作刺客，不惜为其权贵牺牲性命，这就是基于“士为知己者死”的感恩图报心理。也就是说，侠产生后没多久，其“义”的价值取向就是倾向个人与个人间的情感关系了。侠士与儒士，最终是南辕北辙的走向。儒必须合乎治世的常轨，侠则常常偏离治世的轨道，不容易被约束。
正因为侠的价值取向在于“义”，所以单纯的侠义精神就是赤裸裸的快意恩仇。如《史记·刺客列传》里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刺客，为报恩而慷慨赴死。“惟有牺牲多壮志”，以血溅五步的惨烈行动，来验证自己的侠义精神。这些人中，虽然有荆轲力抗暴秦为天下之公义，但这也仅仅是其行为的本身意义，而荆轲刺秦之目的，却是本着报燕丹之恩。侠士们都是从个人恩怨出发，为报主人之恩，或复家族之仇，或酬知己之情演绎着个人恩仇，书写着侠义精神。游侠义士为了报恩，不惜肝脑涂地，以身试法。在他们的眼里，只有恩情，没有王法；只有恩义，没有正义；只有恩人，没有众生。而这种精神对统治阶级的治世规范有着极强的破坏力，因而受到历代封建君主的剿杀。比如汉武帝汉对侠士的政策，一是通过怀柔，让侠士做官，然后用被怀柔的侠士来逮捕侠士，使侠士自相残杀；其次则是用酷吏对付不肯被怀柔的侠士，或是强迫侠士迁徙，远离地域上同党、富豪或血缘亲族。侠士在夹缝之中，难以生存，于是学会投机的与各种势力结合。至于不甘被收编，又侥幸没被酷吏逮住的侠士们，混迹民间，怎还敢声张招摇？久而久之，便演变成地方流氓，地方帮会，也就失去侠士原本的意义。
侠义精神如流星一现，便消失在黑沉沉的历史夜空里。然而，侠士们一诺千金、重义轻生、知恩图报的精神风范，让芸芸众生从心灵深处深情地呼唤。中国文人一方面接受着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治世思想，同时也因为自己的柔弱，又向往侠义精神的回归，于是，中国的文学便有了“侠义”的情结。比如司马迁，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开始怀疑所谓的正统的义理，开始关注侠士们的行为，他用如椽的大笔在《史记》中写下了《刺客列传》。从此，无数的文人踩着司马迁的足迹一路走来，并将这种侠义的精神从遥远送到了今天。
五十年代中期，金庸首次执笔写武侠小说，前后约十七年，他笔无停缀，总共发表了十四部作品。他把书名的第一个字连缀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煌煌巨著，构筑成新派武侠小说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而金庸个人，也凭借着这十四部作品，成为武侠小说作家中的顶尖高手，一代宗师。金庸的小说，不但风靡了港、台、南洋、欧美，连中国大陆高级干部，也都以能看到金庸小说为幸，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不变，而且愈演愈烈，金庸的武侠剧，占领着中国电视的绝大多的黄金时段。金庸的小说，能吸引每一个人，上至大学教授，国家元首，下至贩夫走卒，仆役小厮，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的地步，堪称是中国近代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小说家。可以说在中国，凡有井水处，皆读金庸。
金庸小说，是真正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也是唯一让人手不释卷的小说。乘车读之，常常让人误过下车的站点；挑灯夜读，浑不知天光已亮。
金庸以他雄健的笔力，渊博的学识，丰富的想象，独特的视角，给武侠小说注入新的活力，对武侠精神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大侠们不仕朝廷，却情系家国，心系众生。他们以锄恶惩奸为己任，为了道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如此，他们的命运坎坷，遭际到无穷难以想象的折磨。正因为历经苦难，也因而喜遇各种可遇不可求的机缘，成就了他们绝世的武功（这是心怀叵测的奸邪之徒蒙昧以求的），金庸似乎在有意无意地证明“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的哲学命题。
大侠们或是聪明才智之士，或是勇武有力之人；或机变百出，或纯朴憨厚；或恪遵道德律令，或为人放荡不羁；或高雅如阳春白雪，或低俗似市井俚人。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积极进取。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按道德标准可以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努力目标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是好人；只着眼于自己的权力名位、物质欲望，而损害旁人的，是坏人。好人或坏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损害的人数和程度而定。大奸大恶者，为满足一己之私而不择手段；而“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郭靖语）。
然而，江湖世界，血雨腥风，充满了暴力杀戮。即便是行侠仗义，也只是以暴易暴而已，是非善恶岂能如黑白一样的分明？裘千仞离崖边已不及三尺，眼见身前个个都是劲敌，形势之险，实是生平未遇，当下双掌一拍，昂然道：“我上华山，为的是争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号。哼哼，你们竟想合力伤我，好先去了一个劲敌，这等奸恶行径，亏你们干得出来。”周伯通心想这厮的话倒也有几分在理，说道：“好，那么待明日论剑之后，再取你的狗命。”瑛姑却厉声叫道：“死冤家，我怎能等到明日？”黄蓉也道：“老顽童，跟信义之人讲信义，跟奸诈之人就讲奸诈。现下是明摆了几个打他一个，瞧他又怎奈何得咱们？”裘千仞脸色惨白，眼见凶多吉少，忽然间情急智生，叫道：“你们凭甚么杀我？”那书生道：“你作恶多端，人人得而诛之。”裘千仞仰天打个哈哈，说道：“若论动武，你们恃众欺寡，我独个儿不是对手。可是说到是非善恶，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一灯大师长叹一声，首先退后，盘膝低头而坐。各人给裘千仞这句话挤兑住了，分别想到自己一生之中所犯的过失。渔、樵、耕、读四人当年在大理国为大臣时都曾杀过人，虽说是秉公行事，但终不免有所差错。周伯通与瑛姑对望一眼，想起生平恨事，各自内心有愧。郭靖西征之时战阵中杀人不少，本就在自恨自咎。黄蓉想起近年来累得父亲担忧，大是不孝，至于欺骗作弄别人之事，更是屈指难数。裘千仞几句话将众人说得哑口无言，心想良机莫失，大踏步向郭靖走去。眼见他侧身避让，裘千仞足上使劲，正要窜出，突然山石后飞出一根竹棒，迎面劈到。这一棒来得突兀之极，裘千仞左掌飞起，正待翻腕带住棒端，哪知这棒连戳三下，竟在霎时之间分点他胸口三处大穴。裘千仞大惊，但见竹棒来势如风，挡无可挡，闪无可闪，只得又退回崖边。山石后一条黑影身随棒至，站在当地。郭靖黄蓉齐叫：“师父！”正是九指神丐洪七公到了。裘千仞骂道：“臭叫化，你也来多事。论剑之期还没到啊。”洪七公道：“我是来锄奸，谁跟你论剑？”裘千仞道：“好，大英雄大侠士，我是奸徒，你是从来没作过坏事的大大好人。”洪七公道：“不错。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这番话大义凛然，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射雕英雄传》第三十九回）
的确，在这个世界上，敢像洪七公这般大义凛然地说自己一生没有做过坏事者，当真寥寥无几。洪七公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将郭靖不能肯定的武功的意义价值以朝然若日的“身教”给予了肯定，他一生杀了二百三十一，皆是大恶该死之徒，所作所为即是“替天行道”——武功在有德者手中便是行善惩恶的工具。然而，一个武功高强者，在腥风血雨的江湖，他便有了主宰他人生命的可能。个人的喜好、善恶的判断全在自己一念之间，要真正做到不错杀一人，实是不易。几次惩恶扬善之举不难，难得的是始终如一！正如毛泽东所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如此之人，大侠之称，当之无愧！
金庸小说刻画的侠义人物很多，但真正无愧大侠之称的不多。屈指数来也就洪七公、郭靖、杨过、乔峰等几人而已。而且在金庸的作品中，北方所产大侠较之南方要多，他们质朴、豪爽、慷慨好义，印证着“燕赵自古多壮士”的论断。当然，南国也多侠义之辈，比如陈家洛、张无忌等，但他们却少了郭靖、乔峰的血性，多了一些江南水般的柔弱和缠绵，这或许是地域对人性的影响所致吧。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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