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人——那些具有文人精神的文人大多都难逃多舛的宿命。当然，历代统治者都离不开文人：“武安帮，文治国”。而中国的文人们太在意这句话了，所以他们自书斋苦读之时就报定了“治国平天下”。
其实，读书人的地位是十分尴尬的：一方面，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是道的承担者，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他们手中又并不拥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也就是说，他们参与治理天下的过程，只可能是依附政治领袖的过程。士阶层如何既保持自身的尊严又能实现其“济天下”的抱负，便成为一个现实的难题。须知，要“济天下”，靠的是政治的力量和血腥的暴力。但在专制制度下，文人命运的好坏全凭运气，命运好的，遇上明君，命运差的，遇上昏君。中国的历史就在瞎碰瞎撞中乱昏昏的过了几千年。
所以，文人们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是能践行这句话的有几人？大多数文人抱定“文死谏”的决心，明知无力回天，却依然犯颜直谏。因为，这是一种风骨！文人在失意中彷徨，在彷徨中痛苦，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中国的文人为何对酒常有一种特别的偏嗜。《世说》里有“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sao，便称名士”的句子。我常想，那大概是因为在酒绵柔淡定的表面下却藏着《离sao》里火一般暴烈的耿介和戆直。
读三国让人难忘的一位名士，他就是祢衡。建安初年，因流离失所而避难于荆州的祢衡来到许都，当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祢衡大概是想碰碰运气。“乃阴怀一刺”，“刺”可能是举荐的信或者投名状一类的东西，然而，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待了很久，以至于“刺”上的字也模糊不清了，后被其好友孔融荐于曹操。
在《三国演义》里祢衡的经历与《三国志》中略有不同：曹操招降了张绣，又命之招降荆州刘表。因为考虑到刘表好交名士，因而孔融便举荐了祢衡。其时祢衡正任职在献帝左右。为此孔融向献帝呈上写了一遍文采斐然的举荐表。
曹操使人召来祢衡：操遂使人召衡至。礼毕，操不命坐。祢衡仰天叹曰：“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数十人，皆当世英雄，何谓无人？”衡曰：“愿闻。”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机深智远，虽萧何、陈平不及也。张辽、许褚、李典、乐进，勇不可当，虽岑彭、马武不及也。吕虔、满宠为从事，于禁、徐晃为先锋；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间福将。安得无人？”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尽识之：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乐进可使取状读招，李典可使传书送檄，吕虔可使磨刀铸剑，满宠可使饮酒食糟，于禁可使负版筑墙，徐晃可使屠猪杀狗；夏侯惇称为完体将军，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无一不通；三教九流，无所不晓；上可以致君为尧、舜，下可以配德于孔、颜。岂与俗子共论乎！”时止有张辽在侧，掣剑欲斩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贺宴享，可令祢衡充此职。”衡不推辞，应声而去。辽曰：“此人出言不逊，何不杀之？”操曰：“此人素有虚名，远近所闻。今日杀之，天下必谓我不能容物。彼自以为能，故令为鼓吏以辱之。”
曹操的专权、轻慢引起了祢衡的反感，那一声“天地虽阔，何无一人也”的仰天长叹，视曹营而无人，骂尽了曹操引以为骄傲的猛将文士，一脸鄙夷、一身傲气将众人肆意的羞辱。因此曹操封其为鼓吏，欲意加倍折辱傲慢的祢衡。
在那一场弥漫着敌意和轻侮的宴会上，祢衡激烈地反击了曹操对他尊严和名节的侵犯。
操于省厅上大宴宾客，令鼓吏挝鼓。旧吏云：“挝鼓必换新衣。”衡穿旧衣而入。遂击鼓为《渔阳三挝》。音节殊妙，渊渊有金石声。坐客听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当面脱下旧破衣服，luo体而立，浑身尽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裤，颜色不变。操叱曰：“庙堂之上，何太无礼？”衡曰：“欺君罔上乃谓无礼。吾露父母之形，以显清白之体耳！”操曰：“汝为清白，谁为污浊？”衡曰：“汝不识贤愚，是眼浊也；不读诗书，是口浊也；不纳忠言，是耳浊也；不通古今，是身浊也；不容诸侯，是腹浊也；常怀篡逆，是心浊也！吾乃天下名士，用为鼓吏，是犹阳货轻仲尼，臧仓毁孟子耳！欲成王霸之业，而如此轻人耶？”
让人注意的是祢衡所奏的《渔阳三挝》，《后汉书祢衡传》里是这样描述的：“（衡）蹀躞而前，容态有异，声节悲壮，听者莫不感慨。”尽管最终这位祢先生是以“刚傲”而被曹操借黄祖之刀砍了头，然而在他激愤悲壮的鼓声里我们听出了“狂直”背后令听者动容的哀叹和感伤。《后汉书》把他列入《文苑传》，是因为像许多文人一样，在祢衡酒一般刚烈的性情的背后是才智常被轻视的落寞和拼死呵护名节的执着。
祢衡最佩服两个人，即杨修（杨德祖）和孔融（孔文举）。“黄祖与祢衡共饮，皆醉。祖问衡曰：‘君在许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除此二人，别无人物。’”祢衡为人之狂放可见一斑。
陈寿在《三国志》里说“太祖性忌”是杨修获死的原因。《三国志演义》说杨修“博学能言，智识过人。”“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而终招杀身之祸。小说中讲述了六件事：
其一，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筑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
其二，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合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讫。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恶之。
其三，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
其四，操第三子曹植，爱修之才，常邀修谈论，终夜不息。操与众商议，欲立植为世子，曹丕知之，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因恐有人知觉，乃用大簏藏吴质于中，只说是绢匹在内，载入府中。修知其事，径来告操。操令人于丕府门伺察之。丕慌告吴质，质曰：“无忧也：明日用大簏装绢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簏载绢入。使者搜看簏中，果绢也，回报曹操。操因疑修谮害曹丕，愈恶之。
其五，操欲试曹丕、曹植之才干。一日，令各出邺城门；却密使人分付门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门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闻之，问于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当者，竟斩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门，门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谁敢阻当！”立斩之。于是曹操以植为能。后有人告操曰：“此乃杨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
其六，修又尝为曹植作答教十余条，但操有问，植即依条答之。操每以军国之事问植，植对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后曹丕暗买植左右，偷答教来告操。操见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时已有杀修之心。
终于让曹操找到了一个杀害杨修的机会：曹操平汉中后，想继续讨伐刘备，却无法向前推进；想坚守汉中，又很难防御得住。将军们也不知该守该战。值日将领问及夜晚巡查口令时，曹操随口说：“鸡肋。”聪明的杨修分析说：“鸡肋，吃起来肉不多，没什么好吃，但丢掉又觉得可惜，我看曹公已经决定班师。”于是私下要兵士们整理装备准备回家。曹操以扰乱军心之罪将杨修斩首。
从上述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杨修的确是博学多智而又恃才放旷。但就改门和分酥两件事，不敢说能不能获得曹操的好感，但绝对不会让曹操忌恨。在《世说新语》中记有一个故事：杨修随曹操经过曹娥碑，见碑上题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曹操问杨修其意，杨修答知道，曹操要杨修先不要说答案（“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走了三十里路后，曹操说：“我明白了。”要他写下答案，杨修写道：“黄绢，是色丝，合为绝字；幼妇，是少女，合为‘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合为‘好’字；齑臼是受辛之器，合为‘辞’字（辞古字为“辤”）。所以是绝妙好辞’”。曹操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
这些不过是文人玩点小聪明而已，更多的是体现君臣之间的笑谈游戏罢了，我们看不到丝毫的妒意。因为，作为胸怀大志，文采谋略都堪称在三国时代独领风sao的一代枭雄怎么会因为在小聪明上输给自己的部下而耿耿于怀呢？如果是那样的小肚鸡肠，曹操何以能聚集如云的谋士、如林的猛将？何况出谜面的是他曹公而不是杨修，一个谜语被人猜出，出迷者断然不会对猜谜者厌恨。
作为杨修来说，时时展现自己的才华，恰恰是担心自己的才智被轻视，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当这种卖弄不分时机场合，变得固执而过分，事情马上变得极为叵测而凶险。杨修之死，始自于公开揭穿曹操梦中杀人的伪诈和窥破曹操弃汉中又恐人讥责的心机。别说是以奸诈名世的曹操，即便是当今的领导，对于那些能窥透自己心机的下属都绝对不会给好果子吃的。当然，终令曹操起杀心的是杨修将自己深陷于夺嫡之争的“家事”之中。
在历史上，皇室的夺嫡之争是最让帝王忌讳的，是谋士的禁区，大凡卷入者都难得善终。且不论那些失败者，即便是成功者，往往让新一代帝王担心他们以功臣自居而杀之，所谓功高震主。亦或许不出于这个原因落祸，也会让新一代帝王怀疑其人品。所以在《三国演义》中，当刘表的大公子刘琦因其继母迫害而问计于刘备时，刘备答曰：“此贤侄家事耳，奈何问我？”诸葛亮也说：“此家事，亮不敢与闻。”以至于刘琦用了一招“上楼抽梯”才得诸葛亮一计。杨修在曹操选接班人的大事上，触及到了曹操最为敏感的神经。一个不懂政治斗争的文人妄图扶持另一个不懂政治斗争的文人的曹植，从中作弊，焉能不招杀身之祸？
至于孔融，我们知道他很有才，让梨的故事和“想君小时一定了了”的话可谓家喻户晓。 孔融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奇童。四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非常喜爱他。 一日，父亲的朋友带了一盘梨子，父亲叫孔融他们七兄弟从最小的小弟开始自己挑，小弟首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而孔融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就给哥哥们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因为我是哥哥，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融四岁，能让梨。”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
孔融小时候，不仅学习勤奋，而且善于思考。尤其是反应敏捷，能言善辩。十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洛阳，正逢洛阳太守李膺在任，孔融径直往大府内走。守门人拦住不予通报，孔融说：“我是孔融。我家和你家主人世代交往，且有师生之谊，快去通报。”守门人把孔融的话报告给李膺。李膺正和朋友谈话，听了通报，一时想不起这位孔融和自己家庭是什么关系。孔融兴冲冲走进大厅，一边向主人问候，一边拱手招呼各位来宾，态度不亢不卑。李膺一边让座，一边打量着这位俊才少年，心里好生奇怪：这小孩从未见过面，而他为何自称通家呢？于是，李膺问道：“小公子，你说我们两家世代交情，我怎么想不起来啊!”孔融微笑着说：“五百年前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我们两家不是累世通家吗!”
孔融语出惊人，在座客人无不暗暗称奇。太守李膺赞为神童。唯有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然，冷冷地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后未必有作为。”孔融笑道：“这样说来，先生小时候一定很聪明。”陈韪面红耳赤无言回对。当然，孔融的疏狂也由此可见一斑。
也正因为他有才而又疏狂，建安13年（公元208年），被曹操公开处死了。《资治通鉴》记载：“壬子，太中大夫孔融弃市。融恃其才望，数戏侮曹操，发辞偏宕，多致乖忤。”在张璠《汉纪》中有一段他的话，起因是“太祖制酒禁”，孔融好酒，于是上书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话语中暗含批评和讥讽。孔融和祢衡，都是狂士，都嗜酒如命，狂士喝了酒，什么说不出来？太祖“内不能平”，一个叫郄虑的御史大夫看出了曹操的心思，“以法免融官”。建安十三年，因为和孙权使者说了一些牢sao话，这位“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孔圣之后被“坐弃市”。
《三国演义》中说，建安十三年，曹操出师伐荆州。孔融谏曰：“刘备，刘表皆汉室宗亲，不可轻伐；孙权虎踞六郡，且有大江之险，亦不易取，今丞相兴此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操怒曰：“刘备、刘表、孙权皆逆命之臣，岂容不讨！”遂叱退孔融，下令：“如有再谏者，必斩。”孔融出府，仰天叹曰：“以至不仁伐至仁，安得不败乎！”时御史大夫郗虑家客闻此言，报知郗虑，虑常被孔融侮慢，心正恨之，乃以此言入告曹操，且曰：“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又与祢衡相善，衡赞融曰‘仲尼不死’，融赞衡曰‘颜回复生’。向者祢衡之辱丞相，乃融使之也。”操大怒，遂命廷尉捕捉孔融。融有二子，年尚少，时方在家，对坐弈棋。左右急报曰：“尊君被廷尉执去，将斩矣！二公子何不急避？”二子曰：“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乎？”言未已，廷尉又至，尽收融家小并二子，皆斩之，号令融尸于市。
孔融不是应世之才，做过两次地方官，北海相和青州牧，但都丢了城池。在青州时，袁绍的儿子袁谭来攻，虽说在大兵压境之际，孔融表现得相当镇定，“隐几读书，谈笑自若”，但却无一策御敌，最后还是得“城陷而奔”，把老婆孩子都丢了。显然，汉末乱世，军阀混战，只有像荀彧、郭嘉这样的谋略之士，才是曹操最需要的，所以说孔融虽然名气很大，但在曹操的心目中，地位并不重要。当然，曹操也不是全然不在乎孔融，孔融是文学之士，建安七子的魁首，曹操与这些人有同好，戎马之余，忘不了作诗消遣。但凡有文才的雄主，都需要有唱和之人，而且唱和者须是高手，否则不能满足其吟诗作赋，高谈阔论的雅兴。
可惜，孔融并不安于给曹操当陪酒赋诗的清客，他要提意见。曹操打败袁绍，曹操的儿子曹丕乘机将袁绍的儿媳妇、当时远近闻名的大美女甄氏收为己有，孔融便假借经典，冷嘲热讽；曹操要恢复肉刑，他引“正论”反对；别人拥戴曹操做魏公，他说王畿之内不能封建，不赞成；曹操下令禁酒，在战乱之余，粮食紧张，禁酒是好事，可他做“酒德颂”，说古之圣贤都是酒徒。
曹操在扫平了北方群豪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新朝代的开创者，代汉之心，路人皆知，但却依然顶着傀儡的汉献帝不放，这是一种政治的谋略。奸猾的人，便懂得说做相背，仁义道德是表面文章，追名逐利才是本意。可是，像祢衡、孔融之辈带着文人的傲慢与疏狂，焉能得意？于是把自己泡在酒里，乘着醉劲来离经叛道，终至于身首异处！
还有许攸，在《三国志》中并没有为这位在官渡之战中起到极其关键作用的谋士立传，而他被囚禁的根本原因正是把恃才和自负不恰当的变为了一种轻慢和放旷。《魏略》中有他的一则轶事：他和曹操开玩笑，喊着太祖的小名，说：“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某甲”——大概就是曹的小名，史书做了避讳，相当于现在的“某某”。其后，许攸跟着曹出邺门，对身边的人说：“此家非得我，则不得出入此门。”有人打了小报告，“人有白者，遂见收之。”
文人的迂执里还有一种对他们所谓的道义和忠诚的固执的坚守。
这一年，辽东公孙渊叛魏称藩，向东吴求援。孙权打算派张弥、许宴到公孙渊那里，封他为燕王。张昭不同意，说：公孙渊背叛曹魏，害怕被消灭，从远方来求援，并不是真心归吴。如果有一天，他又背吴归魏，派去的使者不能回来，不是叫天下人笑话吗！孙权不听，张昭坚持。后来，孙权发了火，以刀砍案，说：吴国人像尊敬我一样尊敬你，我对你的恭敬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你屡次在众人面前反对我，是何道理！张昭盯着孙权说：我虽然知道我的话你不听，但我一定要竭尽我的“愚忠”。说着竟泪流满面。但最终孙权还是派人去了辽东。张昭气愤，称病不上朝，孙权怒，派人运土封住了张昭家的门。张昭干脆用土把门从里面封死。后来，公孙渊复叛吴，杀吴使。孙权悔悟，派人安慰张昭，张昭托病不起。孙权亲自拜访他，在门口喊他的名字，张昭亦不答应。孙权用火烧门，张昭全无惧色。孙权只得灭了火。站在门前许久，张昭的儿子们过意不去，打开大门，孙权把张昭接回王宫，“深自苛责”。张昭才答应上朝。我们可以想象张昭那倔强而固执的神色里，透着一股文人的可爱。
但实质上这往往成为危险之所在。
魏将于禁为关羽所获，后被孙权得到并释放，有一次，孙权与于禁并马而行，被虞翻看见，他大声呵斥于禁：你这个“降虏”，怎敢和我家大王并驾齐驱！拿着鞭子来打于禁，被孙权喝止。后来孙权打算遣于禁北归，虞翻谏曰：于禁军败师毁，而自己求降偷生，放他回去，就像宽恕一个盗贼，不如杀了他。用来惩戒那些有二心的臣子。孙权不听。群臣送于禁，虞翻对于禁说：你不要认为吴国无人，只是我的建议没有被采纳。还有一次，虞翻乘船，碰见糜芳，糜芳船上人多，让虞翻的船让路，他大声呵责说：“失忠与信，何以事君！倾人二臣，何称将军！”令这位投敌卖国的蜀国将领惭愧的无地自容。《吴书》对他这样评价：“性疏直”“数犯颜谏诤，（孙）权不能悦”“（孙）权积怒非一”最终被流放交州。在南十余年，终不得返。
《魏书崔琰传》这样记述清河名士崔琰之死：崔琰曾经举荐过一个叫杨训的巨鹿人，后来，曹操称魏王，杨训上书称颂曹的功德，很可能是言词过分阿谀，引起许多的非议，有人认为崔琰向朝廷举荐此人有失察之过。崔琰写信给杨训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句话的本意“讥论者好遣呵而不循情理”。不想却惹得曹操大怒，说：“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遂赐琰死。
从三国名士的遭遇，我们看到他们的任性不羁和放浪行骸的傲然，令人怀想。我们哀叹文人“智不存身”，或许学陶渊明那样彻底拒绝官场，才是文人们保护自己唯一的道路吧。由是想到了《论语》里一段话：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种悠然自得的生活令使孔子不由喟然叹道：“吾与点也！”在儒家鼻祖孔子的整个理想人格或理想境界中，精神生活的自在、自得、适意、畅达的境界是他所孜孜以求的。因此，咏而归的想象，成了文人的内在气象和胸襟气度的表现。这种审美意义上的“曾点气象”，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社会关怀、文化忧患和道德本位等方面，达到了胸次悠然，而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进入一种极高的超然自得的人生境界。这种具有自己独立心性见解和自由人生态度的生存方式，远远超出了常人的境界，也被人称为“高人境界”。
远离政治，别太在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许文人们能找到“曾点气象”，刚健长寿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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