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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乍起，吹皱一碗稀饭。

　　小时候阅世不深，总以为吃饭是吃饭，喝酒是喝酒，两个概念，互不指代。
　　那天，父亲走进家门时脸比萧瑟的暮秋还沉重，蹲在堂屋门沿上直挠头，声音极低而又字音分明地说：“队长说了，公社何书记明天要在咱家吃饭哩！”母亲正在纳鞋底的手停了，惊谔地问：“咱们还没啥吃哩，让人家吃啥？”父亲也不抬头，声音更低：“该在咱家吃派饭哩！”母亲眉额紧蹙，无语，一片枯叶从枣树枝落在母亲灰白的鬓发上，她竟无察觉。我想帮母亲拂去那片枯叶，手伸了伸又缩回，怕惹正在犯愁的母亲发火。穷家难当啊！我识趣地坐着，只有秋风推着枯叶在院子里奔跑。
　　办法还是有了。母亲从邻居三奶奶家借了半碗白面，掺和着自家的玉米面，蒸了几个单薄得有些虚假的窝头。大铁锅里，一圈深红色的高粱面窝头簇拥着那几个金黄色玉米面窝头，色彩对比强烈，很像那个年代的宣传画：红色天幕上挂着一轮耀眼的金太阳。
　　父亲坐在方桌一侧小心翼翼陪着何书记吃饭，全无过去风扫残云的气势，吃一口偷偷看何书记一眼，拿捏出的几分斯文让我替他难受。自然，何书记那边是玉米面窝头，父亲这边是高粱面窝头。我蹲在院子榆树下心不在焉地喝着稀饭，那玉米面窝头像太阳一样耀着我的眼。心里盘算，等何书记离开后，一个箭步冲上去，拿一个窝头就跑。那种诱惑至今心酸。
　　何书记吃了半个玉米面窝头，就拿起了我父亲一侧的高粱面窝头，父亲慌忙阻拦，何书记严肃地说：“我不能搞特殊。”
　　何书记在我们村蹲点，白天和社员一块下地劳动，晚上有时还组织大家斗私批修。何书记不知是公社的第几把手，嗓门大脾气大年岁不大，他的革命眼一瞪，别说地主富农，就是贫下中农也腿肚子哆嗦。我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把当官的称为“把手”，但我肯定此“把手”与彼“扒手”无关，至于那些扒了国家钱财成了贪官的则另当别论。
　　然而，母亲按住了我伸向玉米面窝头的手，说：“你吃了，那下两顿用啥招待何书记？”失望的我出门流了泪，母亲一向是疼我的呀！
　　东拼西凑的三顿饭，打发走了何书记，临走何书记把一斤粮票和五毛钱放在了桌上。父亲打架一般塞给何书记，何书记再把钱和粮票放下，又是一脸阶级斗争：“这是规定，我不能特殊。”
　　一脸歉意的父亲惴惴不安，执意要我去把粮票和钱归还给何书记。当我深一脚浅一脚走进支书家的院子时，一股肉香扑鼻而来，屋内支书的老婆孩子正围着铁锅津津有味地啃着骨头，何书记和支书红着脸端着瓷缸正有滋有味地喝酒。我悄悄退出来，那一刻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奶奶的，长大了我也到公社弄个书记当当，不管是多少把手，有酒喝，有骨头啃就行。可第二天在凉意颇浓的秋风中，我仍蹲在院子榆树下喝着与昨天一样的稀饭，多年后，我很诗意地把这情景概括成了一句篡改后的名句：风乍起，吹皱一碗稀饭。

　　长大后我就成了“棉蛉虫”。

　　长大后才知道，吃饭可以说成喝酒，喝酒可以说成吃饭，两个概念可以互相代替。
　　那时我正是一心只想往前飞的年龄，师专毕业刚参加工作，总觉得三尺讲台盛不下自己的雄心壮志，就托门子变成了乡干部。虽是青年干事——一个十足的大头兵，可毕竟离“把手”的位置近了许多。我不清楚那时农民为什么把乡干部称为“棉蛉虫”，但肯定不能与“人民公仆”画等号。到乡里上班后第三天，李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你能喝多少酒？”见我摇头，李书记也摇了摇头，说：“乡干部不会喝酒，可不利于工作呀！？我嘴上没吭，心里却不服：未必。
　　然而，半年多后我单独包村时才认识到了李书记教导的重要性。秋收后又一轮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别人包的村结扎引产对象都一个个往县医院走，而我包的村却只听喇叭喊，不见人行动。催支书，支书耍滑头：“你是乡领导，你说咋办就咋办。”没办法，我只好红着脸找到李书记，李书记轻松地说：“走，找他们吃饭去。”我心里嘀咕：别说吃饭，就是喝酒也不一定能起作用。
　　到村支书家，李书记大手一挥，说：“今天不说工作，就喝酒，把村干部都叫来。”于是，满腾腾地摆了两桌，李书记自己先倒了半瓶白酒，一饮而尽，红脸马上变成了紫色，说：“都是自己人，也别客气，今天谁不喝八两以上谁就是孬种。”见书记发了话，众人都来了精神：喝，听李书记的，谁不喝是孬种。这情景让我想起了威虎厅里的杨子荣。
　　划枚、猜拳、碰杯，不到两个小时，就捡走半粪筐酒瓶。喝到兴奋处，李书记站起来，一只脚踩在凳子上，双手划拳，左右开弓，打遍两桌无敌手，见一个个两眼发直舌根发硬。李书记大声喝道：“都放下杯，今天这酒不能白喝，哪个组明天完不成任务，你现在就在屋里爬两圈滚蛋，老子换人，知道你小子没本事。咱这儿有没有软蛋？”“没有，听李书记的，保证完成任务。”群情激奋，众口一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形式的动员会。见达到了目的，李书记又倒了一大杯酒，足有三两，递给我：“来，小崔，你把它干了，表表决心，以后工作让弟兄们多帮忙。”我激动地一饮而尽，那天一斤白酒让我瘫倒在村支书的西屋，吐了一炕，尿了一地。果然，第二天全村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我不但跟李书记学会了喝酒划枚，也学会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李书记告诉我，现在的村干部光靠行政命令不行。后来，因为伤了胃，我坚决要求调到了县直单位。再后来，李书记被免职调离，还留党察看，处分的理由是：胡吃乱喝，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计划生育后遗症多，造成群众连续越级上访。
　　1995年春，已是县直某单位一般干部的李书记，为免职的事到市里上访，到电台找我帮忙，中午执意要走，我坚决挽留，但李书记再三申明：光吃饭不喝酒。想必是喝酒让他伤了身又伤了心。可进了饭店我还是要了一瓶白酒。三杯酒下肚，李书记眼泪汪汪地对我说：“我都是为了完成县里交给的工作呀，我也是农民出身，我愿意那样做呀？”
　　我鼻子一酸，忙截住了他的话头，心里直庆幸自己在乡里呆的时间短，庆幸自己少年时当“把手”的梦想没有实现。

　　领导干部应该率先吃饭。

　　而现在，喝酒不称喝酒，吃饭不称吃饭，吃饭喝酒的称谓变成了两个字：坐坐。比如见了面：哎，哥们儿，有时间咱坐坐。这“坐坐”可不是单纯地坐在那儿呼吸空气，含有多种意思：坐着吃饭，坐着喝酒，坐着搓麻将，坐着唱歌，坐着桑拿，坐着洗头，坐着泡妞，能否坐着跳舞，尚有待于创造。
　　起初，我对“坐坐”也仅仅是字面上的感性认识。前年秋与同事到某县的一个村调查群众反映村干部超生问题，采访完准备返回时，却被赶来的几个乡干部拦住，笑容满面地邀请我们到乡里坐坐。当时并未多想，认为仅是坐坐，又不是吃饭喝酒，又能与乡领导再次沟通核实一下情况，就答应了。可车子并未进乡机关，而是直接进了乡镇最豪华的饭店。当觉察情势不对时为时已晚，被早就等在这里的乡一二把手连推带拽让进了包间。我们一再解释新闻纪律，乡书记却说：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坐坐，见个面，交个朋友。
　　酒菜不算丰盛，但乡干部们的热情是特别丰盛，敬酒夹菜，使我们一直担心“鸿门宴”重演。果不其然，最后一道菜终于从乡书记的嘴里端了出来——不要公开曝光。乡书记强调，现在农村工作难做，村干部难免得罪人等等。我们虚以委蛇，支支吾吾，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了饭局。我们准备上车时又被乡书记拦住，说：“你们下来一趟不容易，乡村条件不好，洗个桑拿放松放松。”见我们拒绝，乡长有些醉意地诡秘一笑：“咱这儿可都是东北来的女孩儿啊！”我们迅速逃离。虽然这场酒席并未影响调查结果，但我感到后怕，自此“坐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次，一个多年未联系的高中同学突然来到我办公室找我。谈起工作，这位已荣升乡镇一把手的同学向我大吐苦水：“现在乡镇工作简直就不是人干的活儿，完不成任务上边批，老百姓不理解下边告，难着哩！”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为了曝光之事，有农民举报他们乡里乱收费。中午这位同学再三邀请我出去坐坐，我半开玩笑地说：“禁止大吃大喝，领导干部应该率先垂范。”同学笑了，纠正道：“错了，应该是领导干部率先吃饭。”
　　当然，邀请我这样小人物“坐坐”的最高级别就是乡镇“把手”，至于其他级别“把手”们“坐坐”的内容有多丰富，我也就不得而知了。